我們要感謝基蘭·沃爾什（Kieran Walsh）博士的認可、觀點和問題。醫學出版物的目的不是提出明確的主張或確定事實，而是介紹科學的觀察結果并回答臨床問題。任何出版物的結果，即使被認為是合理和有益的，也應嚴格地評估，分析和詢問有關可能忽略某些重要概念的地方。沃爾什（Walsh）博士正是這么做的，我們很欣賞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工作。我們希望這次回應能進一步增進我們對論文及其所探索概念的理解，并最終使讀者更好地理解這是否以及如何將其應用于自己的臨床實踐。

在我們最近出版的論文“團體教育對持續氣道正壓通氣依從性的影響”中，我們探討了在我們機構連續治療的2000多名患者使用CPAP呼吸機的情況。在這些患者中約有一半是在接受個體診所預約后開始治療的，患者與他們的睡眠健康提供者討論了治療OSA的必要性和治療選項，然后由經過專門培訓的睡眠治療師進行正式的面罩選擇和佩戴以及CPAP呼吸機教育。另一半參加了團體診所。這些人接受了有關OSA和CPAP呼吸機的類似教育，以及正式的面罩選擇和佩戴。但是，這種教育更加正規化，并且以小組形式進行。我們觀察到在小組環境中啟動CPAP呼吸機不會對隨后的依從性產生不利影響。實際上，參加團體診所的患者CPAP呼吸機在將來的使用情況得到了改善。

我們假設這種改進很大程度上是外部驗證的結果。盡管現在人們對睡眠呼吸紊亂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但許多人對睡眠呼吸暫停患者仍持負面印象。

負面印象是由平面新聞、電視和電影經常將CPAP呼吸機描繪成一種古老的、不舒服的設備，僅由一個患者群體使用。在小組環境中，患者意識到許多人會出現睡眠呼吸障礙，而不論年齡、性別或身體特性如何。當然，任何可以使患者更好地了解OSA對健康和生活質量有害影響及CPAP呼吸機益處的教育，顯然都可以促進他們更好的依從性。但事實是，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患者都接受了類似的教育。因此，僅靠教育本身并不能解釋CPAP呼吸機依從性的差異。

盡管兩組患者接受了相似的教育，但他們并不完全相同。參加團體診所的人有較長時間的教育體驗。正如Walsh博士所指出的，單獨進行的患者花費的時間為45分鐘，而小組患者則持續了兩個小時以上。這種差異的部分原因是團體診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為一組人提供面罩的選擇和配戴。此外，在此期間，睡眠健康提供者會分別看到所有參與者。與單獨進行CPAP呼吸機的那些因素相比，這些因素將確定延長完成該過程所需的時間。對于小組成員來說，實際提供的教育時間要長一些。在團體診所，有關OSA和CPAP呼吸機的教育以正式和標準化的講座形式進行。個體診所的教育，通常是在患者預約期間，由睡眠健康提供者向患者提供有關更好睡眠習慣的咨詢，而在團體診所，則是由護士教育者主持的小組討論。因此，較長時間的體驗有可能進一步促進CPAP呼吸機使用結果的改善。

應該注意的是，我們并不是試圖將45分鐘體驗與120-150分鐘的影響進行比較，而是將群體與個人兩種啟動CPAP呼吸機治療方式的收益進行比較。小組環境使我們可以在15個患者中同時開始治療，而所需的總時間卻大大少于接受單個預約的患者。盡管個體診所在預約睡眠健康提供者和CPAP呼吸機專家方面可重疊進行，優化診所效率，但使用群體教育模式，單位時間可以處理更多的病人，同時減少了花在每位病人的時間。

Walsh博士還討論了我們在成本和資源分配的簡要分析以及我們兩種不同策略相關的差異，我們同意。部分原因是經過同行評議后，我們對論文進行了修改。是的，很難評估我們團體診所許多方面的費用。為一組患者提供講座，促進與護士教育者的討論以及與CPAP呼吸機專家的互動不遵循臨床實踐中通常使用的傳統醫保收費代碼。而且，在我們的群組環境中，我們為患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沒有直接費用。鑒于此，我們無法進行真正的成本分析，而更多地關注臨床效率和使用CPAP呼吸機的客觀指標之間的差異。但是，無論是團體診所還是個體診所，工資、設施和消耗性資源都是相同的。如上所述，與個體診所相比，團體診所使用每單位時間可以看到更多患者。因此，從邏輯上講，每位患者的費用將更低。但是，我們同意，最終確定這兩種策略之間成本差異的唯一方法是進行前瞻性評估，以考慮所有相關費用。

（葉妮摘自 J Clin Sleep Med 2013;9(9):975-976.）